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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齐国来说，建业城仿佛齐国的动力心脏，永久不息地跳动着，马路交通纵横往来，工业机器猛烈咆哮着，各种设备不断嘶鸣着；工厂的黑烟染黑了天空，机器互相碰撞，火焰迸发，车轮转动，活塞推进气缸，齿轮紧挨着齿轮，传动带勾住巨大的鼓轮，转炉将熔铸钢铁的烟雾喷向浓烟密布的天穹。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工厂，以惊人的效率，生产制造出成千上万的商品，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世界任何角落中的消费者。

    而以印度商社为代表的诸多齐国对外贸易公司，则承担着工厂和世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将无数的商品倾销至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又将海量的原料和金银带回齐国，从而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贸易循环。

    在秦国境内，许多传统商帮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大量的商人会馆，如徽商会馆、扬州会馆、山陕会馆，这种基于乡土地缘的商人集团，在本质上仍停留于农业时代。

    相比之下，像印度商社总部大楼这种高大建筑则代表着工业化城市时代的现代公司。

    尤其是数年前，帝国敕令院颁布了最新的《公司律》，将早年太祖皇帝时期就提出的股东对商社（公司）债务承担的风险仅限于其出资额的建议变成了法律。

    这使得个人和商社（公司）可以在不承担无限偿债的责任情况下进行商业活动，从而吸引社会更多投资和创业者，由此进一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

    “公司”二字在中国古代出现得很早。

    孔子曰：“公者，数人之财；司者，运转之意。”

    庄子曰：“积弊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是谓公司。”

    如今，在齐国，各类股份商社和私人合伙商社数量与日俱增，尤其与传统重商主义时代所不同的是，大量生产性的工业商社逐步取代传统的商业贸易商社，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导者。

    正如秦国某位重臣出使考察齐国后，呈给乾元帝的奏章中所言，“齐人每有创建，皆商民合凑股份，谓之曰商社。虽数千万金，不难克期而办。凡修路开河，穷天究地，制造奇器，创置新埠，罔不恃此，所谓众擎易举也。而我大秦兴建大事，辄须动用国帑，夫安得不自阻？……”

    而齐国学者则对日益崛起和扩大的商业组织也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一个国家之发展和进步，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亦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使帝国的功能和效用提高。”

    在进入18世纪以来，齐国走向现代和自由的步伐明显加快。

    绍宁十六年（1702年），废除《贸易进口管制律》，取消诸多进出口限制。

    泰平十九年（1723年）颁布《工厂劳动法》，保障工人劳动权益。

    泰平二十一年（1725年），通过《公司律》。创立公司从一项特权和政府管制变成一种国民权利，不再需要政府的特许。

    它第一次允许人们在国家和政府之外，在一定的框架之下自由自愿地组建一家企业，支持着现代公司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使陌生人之间建立一种现代性的信任关系，这使公司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家族企业。

    公司由特许变为自由的注册，由特权变为平等的权利，与之相随的是由垄断到竞争，由封闭到开放的市场的形成。

    自由竞争与自由贸易大大解放了生产力，齐国由此真正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在齐国境内，永安（即巴达维亚）因为是原荷属殖民地总部的缘故，故而拥有大量的欧裔居民。而建业，则因为作为齐国最早、也是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移民纷至沓来，从而存在数量不少的外国人面孔。

    废黜的南洋土邦王公，腰缠万贯的印度土王，充满异域风情的波斯舞姬，失势避难的奥斯曼权贵，还有无数怀揣发财梦想的欧洲冒险家……，形形色色，各种移民汇集于此。

    大街小巷人来人往，耳边不时传来各种语言。一位来自秦国的老板，在街角开了一家餐馆，口味独特，食客络绎不绝。

    一个来自波斯的舞者，在广场表演热舞，吸引了不少观众。

    在这个城市，肤色、语言、宗教不同，但他们彼此接纳，相互融合，创造出多元而繁荣的文化。

    范阿贵现在已经对这些“红毛绿眼”的夷人不再感到惊异和稀奇了，看的多了，也就那样。听范兴保说，别看有些夷人一个个穿得人五人六、衣冠楚楚，在齐国境内也没啥政治地位的，在政府和军队中也很难有大的发展前途。

    他们也就是在商业领域，或者科学研究领域有那么一些出挑的人物，受到政府的些许重视。

    这齐国，终究还是咱们华夏民族的国度。

    “这是哪里？”范阿贵抬头看着眼前又是一栋高高的大楼，不由好奇地问道。

    “建业证券交易所。”范兴保仰头看了一眼大楼，脸上立时露出一丝狂热的表情，“你们知道吗？这里每天产生的交易额都是数十上百万元，绝对是咱们齐国最有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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