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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信元年，信王刘诞为了奖赏助其平定天下的文臣谋士，按功劳大小分封各州和京城要职后，仍有小部分功劳甚微者无处安置。信王是个重义之人，为了能让这些人有俸可领，有职可司，有谏可提，遂在宫城边上设立中书院，让他们入院司职，主上奏进言。

    早期的入院学士从颠沛流离的乱世过度到和平安逸的盛世，尚能感恩于信王，中书院的职能又赋予他们上奏进谏的权利，成立之初的谏言也确有可取之处，信王还颇为重视，认为将他们安置在中书院是个正确的决定。

    可随着太平盛世的延续，早期的学士年纪渐长，又鲜有功劳可获，其眼界和格局已然固步自封，所提谏言也逐渐变得偏激和零碎，甚至演变成为自身谋利乃至指责信王亲疏有别，同为开国功臣，州府及高官要职的俸禄比院内丰厚，心中不平。

    类似的奏折多了，信王虽然不悦，但碍于情义，信王并未为难这些学士，只是不再如之前那般重视罢了。

    于是早期的入院学士自恃有功，而且信王对其越来越偏激的谏言也未做反应，便认为是信王看到奏折后自觉理亏，变得愈发的狂妄和目中无人。虽然他们不足以达到入阁要求，仕途无望，但有进谏的便利在手，随时可以直达上听，因此并不把中书院长史乃至各省各部官员放在眼里。

    毫无疑问，黎执事就是早期入院学士之一，还有一个则令婠颇感意外——淮陵驿丞龚景。

    黎执事本名黎平之，和龚景一样是中书院建院后的首批入院学士，两人资历相当，又共同为信王平定天下出过力，本应成为和衷共济的同僚，但一个执事之职，终令两人分道扬镳。

    襄国初建，各省各部俗务繁杂，少不了麻烦中书院审议条陈，提谏进言。龚景较黎平之年长几岁，性情耿直，做事张扬，碰到不合理的条陈和法令，他的大嗓门总是忍不住劝诫和修改，虽然令官员们十分头疼，但他提出的办法确实中肯可行，条陈法令提交后的通过率极高。

    而黎平之则惯于保留自己的意见，只要不涉及到自己利益范围内的条令，他只管原本上奏，被政务省乃至信王以“不合理”为由驳回的奏折不在少数，各省各部只得领回修改。

    一来二去，虽然各省各部对这两位学士评价都不大好，但是上奏请谏之事，却更愿意交由龚景来提。

    朝制法度在学士们的协助下渐立，信王也有意再次施恩中书院，便授意当时的中书院长史言兴挑选一名执事，协助扩充学士队伍，同时也能提高入选学士的俸禄。

    拔擢消息传出后，自然是龚景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者。

    可与此同时，关于龚景私受钱财，挪用公物的流言四起。吏部廉明台更是收到一份揭发龚景罪状的匿名信函。

    由于执事之职不上品级，不至官位，吏部的廉明台不便插手，于是交由中书院长史代为查证。言兴不敢怠慢，四处走访问询，但并未找到有关龚景私受钱财的证据，倒是在其院中厢房内见到些本该在院厅内使用的香、炉、桌、椅被挪为己用。

    其实严格来说，这些物品并未带出中书院，也不能算是挪用公物，只是增加些物耗罢了，属院内事务，但既已惊动廉明台，言兴也只能如实回复查证结果。

    廉明台将言兴的查证结果书呈吏部后，吏部尚书批示虽未有实证，但确有挪用公物之嫌，应给予龚景警示，执事一职另择他人以示诫勉。

    于是龚景与执事之职擦肩而过，资历相当的黎平之取而代之成为了黎执事。

    以龚景的脾气，哪受得了这个气，执事一职未得事小，流言毁其名声事大。他多次找言兴要求与密报者对质，并未获准；三番五次质问黎平之，也并未得到正面回应，闪烁其词。

    为此，他与直接受益人黎平之的摩擦与日俱增，愈演愈烈，最后发展成双方一门心思专逮对方平日里的疏漏写折互弹。由于两人同为首批学士，长史言兴不便在明面上管束两人，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制止两人假公济私的行为，因此只能将两人交来的弹章压在手中，以免被外人看了笑话。

    两人的摩擦衍生出的影响极坏，中书院一段时间内都提交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奏折，倒是言兴手中压下的弹章越来越多，本来早期学士就不多，关注点还被两人带偏了方向，以至于言兴多次被信王私下里责骂，各省各部也对“失声”的中书院怨言载道。同时本应由执事主理的学士队伍扩充计划也开展不起来，言兴的处境是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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