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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和你们合作之前的这五年，我想，还是先做一些保健品的生产比较妥当。

    保健品的生产，相对于药品的生产，投资少，风险小。这样就可以比较快的积累资金，为五年之后生产中成药，不仅可以奠定资金基础，而且可以积累大量的管理经验。

    所以，还是拜请施院长，能不能为我推荐几个，握有强身健体方面处方、秘诀的中医研究员？”何维德再次说道。

    “好吧，为了五年之后的合作，我就和你推荐十来个，有强身健体方面补品、药膳处方、秘诀的中医研究员。”施志军终于松了口。

    接下来，何维德花了三天的时间，和十一个中医研究员进行了面对面的单独交谈。

    在经过反复比较和推敲之后，他从十一个中医研究员提供的处方和制作方法中，选择了六种生产处方和制作工艺，作为自己生产保健品的备用方案。

    为此，他还分别和这六位中医研究员签订了分别用5到10万元的价格，买断有关技术和工艺、健康终生负责、技术和工艺培训传授和指导、技术和工艺保密等等相关协议。

    这一用时就是半个月，几乎和每一个中医研究员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才达成有关的协议，初步掌握了制作的工艺和程序。

    虽然这些“补品”、“药膳”类的强身健体保健品的原材料简单，制作方法也不复杂，但要把它们掌握，也不是一件顺手牵羊即可的事情。

    尤为重要的是，要把它们的配方掌握在自己的头脑里，并实现制作工艺的工厂化，才是关键。而工厂化这一步，不说这些中医研究员没有尝试过，哪怕就是实验也没有做过。

    由此可知，把这些中医研究员自以为是的“补品”、“药膳”，变成工厂的产品，进而成为人们趋之若鹜而追求的保健品，还有一条不短的路要走。

    县食品厂的拍卖，最后只有何维德一个人报名。

    这既出乎何维德的意外，更出乎县国企改革办的预料。

    何维德最初以为，像这样的拍卖，一定会有不少人报名来买的。至少不应该只有他一个人报名。

    这是他错估了县里人的实力。

    90年代初的县里人，虽然生活比之前改善了不少，家里的存款也越来越多，不时地爆出谁谁谁又是万元户了，但那时说的万元户，往往很少是纯赚了一万元的。

    当真正地要买一个工厂的时候，腰包里的钱就会露陷了。

    没有足够的钱，谁敢去报名买食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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