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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当年人们对电影的喜爱和热情。如果你身边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亲人朋友，只要询问他们当年对于看电影的感觉，大多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如果知道有电影看，那么一起床就会觉得是个好日子”，又或是“小时候进了电影院，就跟进了天堂似的”。

    这话听起来有些夸张，可这就是事实。如果不信，从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细节中就能得到证实。

    当年的人们对电影台词简直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吸收电影里的人物性格和只言片语，谁要不懂，就没法跟大家相处。

    最流行的台词，像“让列宁同志先走”（《列宁在1918》）、“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闪闪的红星》），至今还大有人在说。

    其他如“下吧，下他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战洪图》）、“天灵开，地灵开，妖魔鬼怪快离开。”（《森林之火》）、“冲上去的，赏三两大烟土！”（《突破乌江》）、看在党国的份上，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南征北战》）……这些也都成了人们生活里的常用甚至必用的语言。用在特定的语境中，没有人听不懂。

    就连人们的外号，也尽是取自于电影里的人物。松井、老狐狸、六百工分、翻译官、周扒皮、马小飞、解老转、白桃花、顾调度、布哈林……

    除此之外，甚至还有更夸张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有的时候，单位或学校会集体组织观看电影，就常常会出现某个人一直走在电影情节的前边的情况。这样的人会一句跟着一句地说台词。角色尚未开口，他先说出来，角色说上句，他接下句。

    要知道，当年电视机可远未走入百姓的生活之中。能做到这种程度，那不知要看多少遍电影，绝对已经超乎正常人所能理解的范畴了。

    更甚之，还有不少的人为了看电影付出难以承受的惨痛代价。

    像有的人为看场电影翻墙被玻璃挂到，导致腿脚摔伤、开膛破肚或是**摘除。还有的人选择钻暖风管道，结果没出来竟被闷死在其中。更有因争抢购买电影票发生暴力冲动，失手打死人或打伤人的情况。

    由此可见，当年的人们对电影的痴迷，已经到了多么疯狂的程度。

    那么，再来看供应的一面呢。恰恰相反，京城无论是影院数目还是影片数量，都很难与人民群众旺盛的需求相匹配！

    共和国成立时，京城只有26    座影院，座位总数为16433个。不但数量少设备也差。其中除当时被称为第一流的“国民”、“大华”、“美琪”和“真光”等少数影院外，其余多是由茶园、酒楼、戏馆、游艺社或小教堂改建成的。大都狭小简陋、残破不堪。

    后来，由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化事业，想尽各种办法新建、改造和扩充放映场所。所以到了“运动”前为止。京城公开放映的影院已经有了69    家，座位数也达到了56    504个。

    只可惜这其中能够常年放映电影“专业影院”并不多。大部分是除了放映电影外，还可以演出戏剧、文艺节目的“兼映影院”。比如开放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曲艺剧场，或是对外开放的机关、企业的礼堂什么的。

    而这些“兼映影院”即使放映电影，也是不公开售票的，通常是采用有组织分配的售票办法。

    更遗憾的，是“运动”到来，使文化事业遭到了冲击。在整整十年里，公众影院的数目非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一些。

    可以试想一下，“运动”结束时，用这五万多的座位创造出了两亿多人次的观影人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同样的道理，“运动”期间，无数的影片当作封、资、修的黑货，沦为了禁映的“大毒草”。

    从1966年到1973    年的8    年间，京城各影院上映的新故事片仅20    部。主要上映的是“样板戏”影片，“三战”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政治性纪录片和“批判影片”。

    直至从1974年起，逢年过节前夕，才逐渐有国产新片上映。但数量不多，政治框架又太过局限。观众们普遍认为新影片远不如旧影片好看。所以影院里也就越来越清淡，国产片几乎已成“票房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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