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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蕴琳一大早就用公用电话跟工厂请了假，她今天要带着扁方去各处询价。而陈力泉则用饭盒带着王蕴琳给留好的饭菜，照常去上班。

    至于洪衍武，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办，那就是去公安局五处询问一下如何办理把户口从茶淀迁京的事情。

    京城公安局第五处，也叫劳改工作处，即后来的京城劳改局的前身。

    当年有人曾戏言，说在我国的“处长”中，谁也没有“京城公安局五处”的处长大。

    这是因为这个时期，在劳改工作处管辖之下的人，包括了劳改、劳教、就业和干部、职工，总人数要在十万以上。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还是因为劳动教养的政策当时是“只进不出”。公安机关不但要负责抓人，监督劳教，解教之后还要负责给“教养”安排工作。

    那个年代，正是就业人员对“就业政策”最不满的时候。因为历年刑满的犯人和到期的教养分子，越来越多，几乎全部留在劳改单位就业。

    小小一个公安五处，可以说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随着“就业人员”越多，公安局五处的“消化不良”就越严重，这些人员的待遇也就越来越差。

    比如在茶淀开头实行“就业政策”的几年，还对就业人员称为“就业职工”，可以参加工会，干得出色的，还有去北戴河休养的机会，工资一般都有四十多块。

    因此大多数人都比较安定，或把家小接来，或在农村找个对象成家。

    可这种好日子不长久，没过几年，“就业职工”改称“就业人员”了。不但工会被取消了，新就业的，工资一般只有三十二元，低的仅能得到二十五元。

    特别是“运动”以后，“就业人员”又成了专（政）对象，年假休息一律不许外出，一年只给七天事假回家探亲，转场的时候还要用枪押送。到了这会儿，“就业人员”那才是，“有了吃的没用的，有了用的没吃的。”

    于是在“运动”末期，高压逐渐减轻的情形下，“就业人员”中就发生了许多逃跑事件。

    有的人去边境地区当长工，有的人跑到煤矿去下煤窑。更多不肯吃苦的人，就像洪衍武当初一样，“飘”在外面，靠各种邪门歪道过日子。

    而这些人一旦被逮回来，进了学习班，交代逃跑动机的时候，全异口同声诉说就业的生存困境，说只要能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他们就不逃跑。

    但事实上，这些问题要没政策，整个公安局里谁也解决不了。所以对那些所犯新罪不太严重的人，最终处理往往只好由管教干部们难于自圆其说地讲一通大道理，再一放了之了。

    就这样，就业人员继续逃，被抓后再放，放了再逃，也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恐怕也是当时促成社会治安乱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情况的改变还是始于四人团伙的倒台，随着一些当年受冲击的公安老干部逐渐起复，上面已经动了想改变不良现状的念头。于是就在洪衍武回家的这一年起，公安五处便已经开始逐渐放闸，允许一些有实际困难的就业人员先一步迁回户口了。

    应该说，这是一个善政，对国家和普通百姓而言都是好事。可也应该明白当时面临的具体困难，这么多年造成的沉疴的问题，这么多人员的问题，要想一次性解决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当洪衍武来到公安局五处的接待室后，他见到的是一副极为混乱的场面。

    五处接待室里人头挤挤，水泄不通，全都是来讨要户口的“教养”家属。而且这些人里，绝大多数，还都是满头白发的老头子、老太太。

    当年的老人可是很少有识文断字的，社会上争抢公共汽车座位，排队加塞的乱象又蔚然成风。所以这些人既不知道守秩序排队，更不懂得要轻声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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